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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论剑历史网

2019-10-05 00:16 来源:未知

中后期,朝廷的财政已经日渐窘迫,特别在安史之乱之后,整个王朝内部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主要的原因是,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同时官田 的日益减少,使得唐代初期所实行的租庸调制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在整个国家的财政主要依赖税收的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税收的来源,国家财政也便无从谈起。当 时,税收不能保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便是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各藩镇遍地开花,上上下下林立了多少藩镇格局的势力。不少藩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据性,他们 的骄奢使得他们已经越来越不把这个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有的藩镇干脆不供王赋,给你个面子,不定期的给朝廷输送点租税,一不高兴了,我连你个皇帝都不买 账,还给你上交租税?有的则大量占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赋税亦很有限。部分藩镇为了养兵割据,在所辖范围内横征暴敛,广大农民赋税复又反弹,负担 更见严重。国家财政窘迫,官员照样贪污,宫廷的开支还是那么庞大。财政的匮乏,已经让大唐库存银两日益捉襟见肘。如果再不从别的渠道进帐,不待其他外力的 侵犯,整个国家即将因为资金的短缺而崩塌。 公元779年,德宗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登基。整个帝国将其重振朝纲的期望全都寄予给了 这位年轻而又聪慧的皇帝身上。在他统治之初,虽然国家并没有了内忧外患的紧迫危机,但是已经问题重重的国家财政必然是这位帝王施政改革的最先下刀之处。因 此,在其即位的唐建中元年,他便听从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其基本的财政原则是根据自西周以来我国的传 统财政思想“量入为出”而逆其道而行之,改为“量出为入”的精神。即根据国家的财政支出数额,结算财政收入,从而分摊给各个民户。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遏制地 方上的苛政滥收,减轻人民的负担。如此一来,便结束了从前那种没有限额的征税方式。毕竟一个国家的开支是一定的,而自上而下分摊租税的方式更能让收税制度 平等化。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便是平常国家的开支并没有丰年欠年之分,每年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农民每年的收成确实不固定的。并不是说今年国家花了这么 多,我的田里就能照着这个样子生产多少,除了上交国家的租税以外还能维持一家人的口粮。所以上述这种方式在执行起来未免有些死板,欠缺灵活。此外,两税法 其具体的征税方式是,将过去的租庸调、户税、地税以及各种杂项税收合并起来统一征收。其税额按照土地的多寡以及资产多少来确定征收,即资产少的,其税额便 少;资产多的,则相应要多征税。从这个理论上而言,这样的计资而税的制度,对于广大的无地少地民户是公平的,其体现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重大进步。 具体而言,所谓两税法,现在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两税,是因为其征收的对象为户税和地税,两税因此而来。还有一种是,因为两税法是分夏秋两季进 行。但暂且不管到底是怎样的两税,其都体现了一种征税简化的原则,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民户所要承担的税额。同时杨炎建议实行的两税法中,把货币赋税的征 收作为其重要的方面。虽然当时的“田亩之税”仍以实物的形式来征收,但两税中的重要部分户税,则都是以货币来征收的。两税法中的货币赋税的思想,适应了当 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了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征收形式从实物赋税到货币赋税的转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总而言之,德宗时期所提倡的 “两税法”,客观上确实为唐代中后期的财政作出了十分有效的努力,促进了中国古代财政改革的发展。而杨炎作为改革的提出者,更是为我国的财政思想史的发展 开辟了另一个重要的方向和途径。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学者亚当·斯密在18世纪所提出的财政原理即“公平、便利、确定、经济”,曾经轰动一时,并作为后代财政 学的经典而被传承。事实上,早在我国的唐朝,杨炎所提倡的两税法便是贯穿了这种经济学的思想,可见我国古代财政学的发展,应该说远远先于西方。杨炎的伟大 之处更在于,其实在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抛弃了传统的租税体例,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税收理念。这一点尤为可贵。 但是任何一种新兴的制度,其总有一段适应现实社会的过程。如果统治者能有一以贯之的坚定和支持,那这种制度的施行且不说如何成功,但最起码其最基本的精神能够贯彻。但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以大地主利益为保证的前提之下,两税法的施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歪曲,甚至变质。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妨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事实上,中国古代地方在执行中央制度上,有着 超乎寻常的聪明技巧。他们善于解读中央的各项制度,并从自我利益出发,用尽各项手段从而达到敛财的目的。因此,最后,所谓统一的两税法,是以两税为主,并 以各种派生的杂税为辅的征税则例。同时,他们还利用货币税这一制度,从中克扣民户税收。 因此,据史料记载,贞元三年,德宗出外打猎, 走到一户名为赵光奇的百姓家里,问道,“你们的日子过得快乐吗?”赵答道:“不快乐。”德宗又问到,“今年的收成很好,可是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快乐?”赵又 答曰:“您下达的昭令没有信用。在两税法之前,我们没有劳役。可是现在实行两税法之后,政府额外征收的税额比以前还要多。每年老百姓辛苦忙碌的收成还不够 交税,即使收成很好又能够怎么样。这样的日子,百姓怎么能够快乐呢?” 也许连德宗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也许并不是主要为民户减轻负担 的两税法,但在这时候却又成为了自己子民的另一项重要负担,而且民户深为其害。而这日趋衰败的大唐王朝的气数,已经无可挽救了。正如诗人曾有诗作这 样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但是, 客观地讲,两税法的实施是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两税法不仅简化了中国古代的收税条目,这样便也减少了税收的复杂和繁冗,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税收制度的合理化和货币化,使得大量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我国商品经济这个新型行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慢慢地 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而他们的发展,担负着传统中国现代化的重任。

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论剑历史网 - www.lishiweb.com。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两税法是对当时赋役制度较全面的改革。

唐朝租庸调制与两税法的异同有哪些?

论剑历史网 - www.lishiweb.com/2018-11-09/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唐朝 租庸调制与两税法的异同: 唐朝 继续实行均田制。公元624年,颁布均田令,并将前代的租调制发展为租庸调制。 唐朝租庸调制与两税法的异同 唐朝租庸调制与两税法的异同 规定丁男、中男受田一顷。疾病残废者受田40亩。寡妇30亩,如 ... 唐朝租庸调制与两税法的异同:唐朝继续实行均田制。公元624年,颁布均田令,并将前代的租调制发展为租庸调制。

唐朝租庸调制与两税法的异同

图片 1北魏到唐中叶前后共实行了250余年。如果从占田制算起,则按丁夫授田的制度断续实行了460多年之久。从公元204年曹操实行租调制到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完全废止,租调制前后有将近600年的发展史。这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赋税制度主要有两个特征:

第一,从限制土地兼并,保证农民对小块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方面来保证国家赋税的基础。

第二,注意按负担能力平均赋税。曹魏按田亩征田租,西晋按户等征户调,以及均田制下按丁夫征租调,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以人丁为计征对象的租调制和租庸调制的基础是均田制。劳动者都能占有一小块土地,从事生产劳动,所以按丁计征才有实现的可能。一旦均田制遭到破坏,农民重新丧失土地,这种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就不可能维持。

均田制是国家把它占有的部分无主荒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国家对这些土地拥有所有权,而受田农民则获得对这些土地的使用权。在对无主荒地实行国有的同时,依旧保存地主土地私有制。于是出现了封建土地国有制与封建土地私有制并存的局面。二者虽然本质上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但这两种土地占有形式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和矛盾。一方面,封建国家企图通过土地国有制限制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恶性膨胀;另一方面,大地主阶级则千方百计要吞噬国有土地,以扩大自己的地产。二者的并存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均田制所实行的土地国有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的发展。但均田制并不侵害现存的土地私有制,不仅如此,它还在很多方面照顾大地主和官僚的利益。唐代均田制对有爵位的贵族和从五品以上官吏,规定可以按品级授给永业田5—100顷,对有战功勋位的,可以受勋田60亩至30顷。这些土地授予以后,即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对官僚地主的优待,使他们的经济势力得以继续扩大,使他们有可能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唐代的均田制比以往的均田制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进一步放宽,不仅永业田可以出卖,口分田在百姓迁往宽乡时,也可以出卖,这就为大地主通过买卖而合法兼并农民的土地开了方便之门。另外,封建国家不过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它之所以要实行均田制,主要是因为土地兼并的发展已经危及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危及了封建政权的巩固。一旦社会经济有所发展,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作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封建国家,就不仅会放任土地兼并的发展,它的当权分子自己就会把国有土地攫为己有,成为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如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田园遍于京郊的膏腴之地;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在京城周围占有的土地也都是上等好田;宦官高力士等则霸占了京师良田的6/10。到唐中叶,均田制名存实亡。土地兼并重新发展起来。大批均田农民又丧失了土地,成为流民,有的则成为地主的佃农;不是已经丧失了输纳租庸调的能力,就是不再为国家所控制,不再为国家输税。而大官僚大地主虽然兼占大量土地,剥削很多佃农,却逃避赋税,或仅纳一丁一户的租庸调。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后,造成大量人口流散、死亡,更加促进了土地的集中,均田制彻底瓦解,租庸调制已经无法维持,国家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公元780年,唐德宗任用杨炎为相,开始实行两税法改革。

两税法开始了中国赋税发展史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田赋制度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特点:第一,资产税开始取代人丁税;第二,货币税逐渐取代实物税。这一取代过程虽然经过多次反复,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却一直贯彻着,是田赋制度发展的一个趋势。从唐中叶两税法开始,中间经过北宋中叶王安石变法,明中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到清中叶摊丁入地改革,这种取代终于最后完成了。

两税法最先体现了上述的发展趋势或变化。两税法的具体内容有以下一些方面:量出制入,根据国家原来各项财政支出额,确定国家的税收总额,再把这个总额分配到各地,按户税和地税两个税种向百姓征收。户税的具体征收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旧唐书·杨炎传》)即不论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在所居州、县的户籍,在所居地纳税。征税标准,不再按丁,而是按资产征税,不论丁男、中男,一律按贫富即按其拥有的资产的多少来纳税。资产多的多纳,少的少纳。变过去按丁征税为按资征税。商人要在经商所在州县纳税,税率为1/30,大致要和当地居民税负相同。地税则依两税法实施前一年耕垦的田亩数征收。两税一年分夏、秋两次交纳,夏税纳税时间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

两税法简化了税制,把租庸调及各种杂税合并,统一征收,税目减少,缴纳时间集中,纳税手续简便。还取消了“不课户”,不仅官吏要纳税,浮寄客户及商贾都要承担两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两税法按资产课税,更适合均田制瓦解后百姓的负担能力,在土地已大部分集中于大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农民多已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如再按丁、户征收租庸调,是极不公平的,而且越来越难于保证国库有充足的收入。而按资产征税,占有大量田产的大地主多纳税,而资产极少的农民则少纳税,纳税数量和负担能力更为相符,税收也可增加。

两税法还有一个重要规定,即田亩之税(包括租粟二石及按每亩交粟二升的地税)仍纳谷米,而租庸调中应纳布帛绢绵等实物的部分均改为折钱计征。一般商户占有的不在垦田数内部分的土地的地税,也另折现金交纳。此外,原来的庸并入两税后,改为赋税代替劳役,百姓可以钱代役,劳役租税部分也变为货币租税了。这样,两税法就把很大一部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了。

两税法改赋税征实为征钱,是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商品货币经济显着发展的结果。这一改革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同时又必然会反过来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货币纳税,在杨炎提出两税法之前,只在局部地区实行过。两税法把它推向全国,加速了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过程,扩大了货币税作用的范围。农民为了纳税,必须卖出他们的农产品,换回货币;一向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必须和市场直接发生联系,扩大商品生产的范围。这必然会加速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瓦解。所以,这是一项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税制改革。

但是,唐代商品货币经济虽有相当发展,封建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尚未发展到应有的程度,以货币税最终取代实物税的条件还未完全成熟。正因为如此,两税法虽然以钱定税,但征收时,又往往配缴实物。由于后来物价下跌,农民往往需要数倍绢帛才能缴足两税钱额,加重了百姓负担。到穆宗长庆元年采纳户部尚书杨于陵的建议,规定两税“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新唐书·食货志》)。结果又恢复了实物税。

两税法的不彻底,还表现在杂征并未取消上。两税法颁布时规定,两税之外,不得多征一钱。但不久就命各州于两税钱上每千文增收200文。到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这种随意加征情况更为严重。五代十国仍行两税法。但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如从后梁开始到后周,百姓于两税外还要交省耗钱,名义是为了补偿粮食征纳过程中的损耗。从后唐开始,又征所谓雀鼠耗,借口备仓储粮食的损耗。后汉时,规定百姓向官府纳钱时以80文为100文,官府付钱时则以77文为100文,称省陌。此外,随田赋带征的附加税还有对农民自制农具所征的农器钱,对百姓造曲酿酒所征的曲钱以及牛皮税等。

隋唐时中央仍设三省六部,管理财政税收的为度支部。下设度支、仓部、户部、金部,分别管理赋税征收事务。唐代州、郡有司户曹参军事与司仓曹参军事,县则有司户佐、司仓佐负责税收工作。乡则百户设里,里有里正担当赋税催纳事务。唐自安史之乱后,地方所征赋税划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留地方使用,一部分交诸道节度使在本道支用,余下部分上交中央,这就是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制度。刑部中的比部专门负责赋税收支监督和审核,国库管理制度也更为完备。

中文名
两税法

时间
唐德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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